初春天气多变警惕心衰复发

需要强调的是，总需求偏弱并非是最近开始的，也不限于疫情期间，而是在疫情前两年就已发生。

梅特卡夫定律（一个网络的价值与其用户数的平方成正比，反映出网络是规模效益递增且是加速递增的），零边际成本，工作的可延展性，超级明星效应，赢家通吃等，加剧了资本与劳动之间关系的失衡与紧张，放大了不平等效应。并不是说现有的合作路径是错误的，而是需要朝更广泛的方向发展。

市场和利益的驱动影响着技术（包括金融科技和人工智能）的发展，却很少真正考虑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前景。对于那些发展快速的颠覆性技术（如通用人工智能），我们更应该更谨慎地对待。为什么会形成现在的局面？工业革命带来了生产力的大幅提升和跨国公司的快速发展，最终形成了全球分工体系，其中包括效率原则、利益原则和市场化原则。原文载于《国际货币研究所》2023年8月8日 进入专题： 数字技术 数字金融 。仅就实体经济而言，要实现这样的目标尽管不容易，但可能会相对简单一些。

以数字经济和平台经济与传统经济在获客速度上的差异为例，可以提供两组数据。不过，面对数字技术革命以及互联网时代的金融特点，我国是否能够真正实现国内大循环和金融自主性？这是一个相当困难的问题。东部地区应继续发挥领先优势，着力提升数字金融资金配置精准度，不断创新和升级金融服务，通过数字金融产品创新提升金融服务于不同企业、不同人群的效率，避免出现大型企业授信过度和中小企业授信不足并存的局面。

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消费者减少了外出就餐、旅行、娱乐等方面的支出，进而导致总体消费需求下降，社会消费环境变差，部分行业发展不景气。但是，我国数字金融的发展仍面临着诸多挑战，如数字金融在城乡、地区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数据安全与治理问题突出，金融产品同质化竞争加剧，金融风险不确定性上升，创新—稳定权衡难度加大等。[4]吴雨、李晓、李杰、周利：《数字金融发展与家庭金融资产组合有效性》，《管理世界》2021年第7期。加快推进市场化信用信息的整合和共享，打破信息孤岛现象。

[3]张勋、杨桐、汪晨、万广华：《数字金融发展与居民消费增长：理论与中国实践》，《管理世界》2020年第11期。再次，加强行业从业人员培训，提升服务水平。

针对金融机构，数字金融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量化分析等技术，优化贷款业务的最佳信贷行为，改善金融业务流程，提高资金获取能力与分配效率，进而优化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结构。再次，数字金融创新的大量数字化产品对传统金融机构的盈利模式造成冲击，并由此倒逼金融机构大力拓展盈利途径，开发更加多元化和市场化的产品，提高自身资产配置效率，继而提升市场运行效率。同时，价格竞争必然使得消费信贷产品定价不断下降，造成市场收益率趋于下降。引导数字金融更好支持实体经济的对策建议为了更好地推动数字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应当进一步强化数字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以推进数字金融协调发展，加快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以提升金融服务质效，完善科技伦理治理体系以促进科技向善，加强行业自律以引导数字金融有序发展，完善个人征信体系以增强信用风险管理能力，推广公益金融活动以提升消费者风险意识。

目前，中国农村仍有部分地区未能实现互联网和移动通信的全地域覆盖，偏远地区的互联网和移动通信可达性更差。此外，要深入落实数字乡村行动计划，加快农村地区的数字金融体系建设，进一步建立完善农村地区数字金融基础设施，开展征信体系、涉农大数据、农业技术服务与培训，做好线上+线下业务，大力支持乡村振兴。完善从业人员资格评定和继续教育，通过机制构建、平台搭建等多种措施，形成完善的人才培训机制。第一，在数字金融创新试点的同时，探索开展数字金融伦理评估，为数字金融产品设计融入科技向善理念。

[7]Morse A., "Payday Lenders: Heroes or Villains?",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11, 102(1): 28-44.[8]汪勇、尹振涛、邢剑炜：《数字化工具对内循环堵点的疏通效应——基于消费券纾困商户的实证研究》，《经济学（季刊）》 2022年第1期。参考文献[1]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30页。

首先，疫情使企业生产活动受到诸多限制，导致部分居民收入不稳定，消费能力受到抑制。当面对不同参与主体时，数字金融则利用各种途径调整其投资方式。

同时，作为一种金融基础设施，数字金融的发展通过创新商业模式和经营理念，为创新创业活动创造更多商业机会和就业岗位[5]。一些不法分子通过电话、短信、微信朋友圈等渠道发布贷款、理财、投资等虚假信息，甚至利用非法获取的消费者金融信息编造账户冻结、涉及刑事案件等虚假情形，骗取消费者资金。鼓励市场主体参与征信并实现差异化竞争，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并在竞争中不断创新，成为现有征信体系的强力补充。（五）完善个人征信体系，增强信用风险管理能力在完善个人征信体系方面，一是构建多层次的社会征信体系，以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为主体，市场化征信行为为辅，构建全方位征信体系。然而，在实践中部分金融机构缺乏风险控制意识，将授信决策、风险控制等核心业务完全外包给科技合作机构，将助贷机构给出的授信建议直接转化为自己对客户的最终授信决策。平衡好金融创新与审慎监管，充分运用监管科技，提升数字化转型监管效能。

以支付为例，《中国乡村振兴综合调查研究报告2021》显示，农户最主要的小额支付手段仍是现金，70.52%的样本农户首选现金支付，其次为微信支付，占23.73%。第三，开展数字金融适老化、普惠性评估，缩小数字鸿沟。

坚持征信信息动态更新，及时反馈消费者个人信用水平，防止过度授信。作为典型的数字金融产品，数字消费信贷的发展极大提升了金融的服务范围、业务规模及其普惠性和触达性，但由于消费信贷的本身特征，部分消费信贷企业出现较高不良率的现象。

针对互联网银行的监管，目前参考城市商业银行标准，但事实上其业务模式和产品服务又与传统商业银行存在明显差异，造成在执行各项政策时容易出现不对等或不一致的情况。[5]谢绚丽、沈艳、张皓星等：《数字金融能促进创业吗？——来自中国的证据》，《经济学（季刊）》2018年第4期。

一是金融管理部门将提升数字金融素养作为新一轮国家普惠金融规划的重要内容，明确工作重点和分工安排，并将数字金融教育纳入金融消费者权益日、金融知识普及日等活动，通过体验学习、尝试应用、经验交流、互助帮扶等手段切实增强用户数字素养和金融素养。（三）金融产品同质化竞争加剧，市场秩序亟需规范数字金融行业的竞争日趋加剧，产品同质化现象严重。例如，消费信贷需求的扩张将作用于市场需求继而促进产业投资的产品升级改造，市场消费需求将倒逼企业改善生产技术和提升产品质量，并促使其进一步引进新工艺提高技术含量，通过加大产品研发和升级改造制造出更多符合消费需求的新产品、提供更优质的售后服务，从而推动企业产品品质提升和技术创新发展。[2]易行健、周利：《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是否显著影响了居民消费——来自中国家庭的微观证据》，《金融研究》2018年第11期。

同时，数字消费券的杠杆效应会通过需求侧传导到供给侧，通过叠加乘数效应扩大产出，刺激相关企业加大投资，进而形成良性循环，对消费回暖和经济复苏产生了更加积极的作用。畅通投诉建议渠道、完善风险补偿机制，确保算法符合公平原则，维护消费者合理权益。

（六）推广公益金融活动，提升消费者风险意识在复杂的互联网消费信贷环境中，消费者要不断强化自身的风险意识，防止陷入债务陷阱。管理难度加大导致管理成本不断上升，整个经营成本趋于上升。

（五）创新—稳定权衡难度加大，需要转变监管模式数字金融监管模式的发展速度远远滞后数字金融的发展速度。其次，数字金融的发展为信贷市场提供了新的产品与服务模式，为同质化的信贷市场注入新鲜血液，能够有效提升信贷市场的竞争强度和产品质量，增强商业银行、小额贷款公司等提供消费信贷产品与金融服务的竞争意识，促进其革新技术手段和改善经营管理理念以提高运营效率，推动金融市场高质量发展。

完善统计监测模块，通过功能更加强大的工具对数据进行分析，掌握各个层面发生的最新变化，在最大程度上掌握风险底数。因此，十四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稳妥发展金融科技，加快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例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关于绍兴消费券政策的一项研究表明，数字消费券显著提高了零售商户的营业额，其中新增营业额的75%来自消费者自身支出，且影响具有一定的持续性，缓解了疫情对零售商户经营的不利冲击[8]。在消费信贷供给规模迅速扩大、需求潜力逐渐下降背景下，消费信贷市场也从供给不足的卖方市场逐步转向供求平衡，甚至出现供给过剩的买方市场，由蓝海市场逐渐转入红海市场。

另一方面，数字金融有效弥补了传统金融机构的量化风险管理短板，利用全面场景应用、大数据等技术，提升风险评估、反欺诈、金融服务合同分析、贷前审查和贷后管理等风险管控能力。《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2年6月，我国城镇地区互联网用户普及率为82.9%，远远高于农村地区的58.8%。

以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来看，2021年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得分最高的上海市是得分最低的青海省的1.4倍（图1）。此外，数字金融还倒逼政府部门探索适应平台经济、工业数字化、新个体、共享经济等新经济特征的管理方法。

[9]郭峰、王靖一、王芳等：《测度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编制与空间特征》，《经济学（季刊）》2020年第4期。针对实体企业，一方面，数字金融的普惠性将扩充民营企业的融资路径，有效降低民营企业尤其是作为创新创业主体的小微企业的融资成本，缓解小微企业长期面临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